重视 尊重 信任 服务
聂荣臻是新中国科技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20世纪五六十年代，面对国内一穷二白、科技基础极端薄弱，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新中国遏制、封锁与讹诈的局面，聂荣臻重视、尊重知识分子，大胆放手、依靠广大科技人员，自力更生、奋发图强，成功突破“两弹一星”等国防尖端技术，为新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和国家安全作出巨大贡献。聂荣臻对科技人才的重视、尊重、信任，特别是他独特的用人的理念，对我们做好新时代的人才工作，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具有重要启示。
重视：发挥知识分子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
聂荣臻重视知识分子、重视科技人才的思想由来已久。他早年赴法勤工俭学，胸怀“科学救国”的朴素思想，考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虽然后来因投身革命事业未能完成学业，但终其一生，聂荣臻都始终坚信：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必须依靠和重视科学技术和人才。
在浴血奋战的革命战争岁月，聂荣臻高度重视科技人才的作用。他多次强调，知识分子懂科学技术，对他们要重视。建立根据地和革命武装队伍，没有他们不行。在他的领导下，一大批优秀的知识分子汇集到晋察冀边区参加革命工作，为“模范抗日根据地”的科学、教育、文化、卫生特别是军事工业的发展作出重大贡献。他多次对保护科技干部的护卫人员说，知识分子是宝贝，在任何残酷的条件下，都不能让一个知识分子损失。
新中国成立后，聂荣臻多次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必须依靠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依靠掌握现代科学技术。
1956年党的八大之后，中央征求聂荣臻对自己工作安排的意见时，他明确表示，新中国的科学技术比较落后，自己对科学技术很感兴趣，愿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此后，他又参与制定《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为了推动规划的落实，实现国防科技的现代化，聂荣臻想方设法打造一支强大的科技人才队伍。
为此，他主持抽调优秀科学家参加国防科技战线、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在包括钱学森在内的科学家回国、选调大批优秀大学毕业生参加科技工作。通过几年的努力，聂荣臻组建起一支具有一定规模的高水平的科技人才队伍，为“两弹一星”的研制成功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聂荣臻不再负责领导科技工作。但是，有关知识分子的重大问题，他依旧会向党中央提出建议。他坚信，重视知识分子，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是人民利益的根本所在，是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关键措施。
尊重：科学家的事交给科学家去办
重视科技人才，首先要尊重他们，尊重他们的专业价值，尊重科研规律。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但是受“左”倾思想影响，不少知识分子受到不公正对待。比如，科研人员面对的杂务过多，科研工作时间难以保证；对科研人员的政治要求过高过急，不切实际，甚至乱戴帽子；不少党内优秀的科学家因受到无理的“批判”不敢言“专”。
1956年党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进一步明确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发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
为了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纠正知识分子工作中错误倾向，根据中央指示和要求，聂荣臻组织对科技战线开展较大范围的调查研究。在他的主持下，1961年7月，党中央出台了《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当前工作的十四条意见》。这份号称新中国第一部“科学宪法”的科技政策文件，着重解决了科研人员的工作时间、辩证看待科研人员的“红”与“专”标准等几个根本问题，把科研人员从频繁的政治运动、政治学习和体力劳动中解脱出来，让他们能够安心从事科研工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大政方针定了，聂荣臻就放心地让科技人员具体去执行，在技术工作上决不轻易发指示。他尊重科研规律，创造性地实行行政指挥和技术指挥“两个系统、两条指挥线”，并强调，科学家的事交给科学家去办，专业领域的事交给专业人士去办。这种高超的领导艺术，大大激发了广大知识分子的工作热情和潜能，也避免了出现“让钱学森去郊区驱赶麻雀”的笑话，有力地保证了科学家尽可能不被琐事干扰，专心致志地开展科学研究。
1962年，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在广州召开。周恩来、陈毅、聂荣臻代表党中央为大多数知识分子“脱帽加冕”，脱“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次会议进一步调动了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科技界很快出现了意气风发、团结奋斗的局面。这样一个内缺技术、外有压力、艰难困苦的历史时期，却成了自力更生的科技人员干得最欢实、最带劲、最舒坦的黄金岁月。
历史证明，只有真正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尊重科技人才，才能创造一个生动活泼、人心舒畅的局面，提高科技人才的创新能力，多出高水平的科学成果。
信任：他们不是外人，也不是客人，是自己人
聂荣臻对知识分子的尊重、对科技人才的信任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始终坚持“政治上信任、工作上大胆使用”知识分子的原则。
在政治上，聂荣臻坚持实事求是态度，辩证地看待科技人才的“红”与“专”。他强调，对科技人才的“红”的要求，就是拥护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用自己的专门知识为社会主义服务。所以，这种“红”主要体现在科技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实际工作中。科技人才的政治觉悟不是喊口号，而是钻研业务的积极性。
在聂荣臻主持科技工作时期，不少知识分子因严格的政治审查而不能参与正常的科学研究。针对这种现象，他强调，对待知识分子的情况要坚持“两个区分”，即把知识分子同其家庭及社会关系区分开来，把历史问题同他的现实表现区分开来。
1956年10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当时，五院的科学家不少是留学归来的或出身复杂。在聂荣臻看来，绝大多数留学回国的科技人员是爱国的，他没有因为有些科学家的出身而嫌弃他们，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
聂荣臻推荐留美归来的钱学森担任院长。当时，五院还有两位科学家的出身比较复杂。能不能用这样的人才，谁都不敢冒险。当聂荣臻得知这个情况后，明确表态：“要有真本事，只要愿意为国家作贡献，就要用。”
在五院具体的业务工作上，聂荣臻极为尊重钱学森的意见，给予了他充分的信任。每当执行任务的时候，聂荣臻明确告诉钱学森：技术问题你决定，觉得可以发射了，打个电话告诉我就行。在一次实验中，钱学森的意见和基地领导意见不统一。聂荣臻得知这一情况后，明确表示同意钱学森的意见。结果实验完全成功。这种莫大的信任让钱学森记了一辈子。
聂荣臻常说，要人家做事，就要信任人家，尊重人家。难道中国专家还不如外国专家可靠吗？他们既不是外人，也不是客人，是自己人，是我们自己的同志!要人家做事，又不信任人家，这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
信任增强了科技人员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激发了科技人员的聪明才干，从而推动了以“两弹一星”为代表的尖端技术迅速的发展。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5年9月，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牛胰岛素；1967年6月，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爆炸；1970年4月，我国成功地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中国迎来了科学技术大发展的黄金时期，及时占据了国际技术发展的战略制高点。
服务：我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的勤务员
1958年，聂荣臻到国防部五院调研时说，我有志于当个科学工作者的勤务员，做好科研组织协调和条件保障工作，为大家创造科研工作的条件，创造学习和生活的条件。聂荣臻始终把服务科研和科技人才作为光荣的任务。
当时，他看到五院那么多宝贵的科技人员在数九寒天还住在帐篷里，心痛不已。他对五院的领导说：如果冻坏一个人，你们得赔我！事后不久，聂荣臻又专门派人到五院二分院挨个检查200位科技人员的手被冻伤了没有。如此感人肺腑的话语，如此细致周到的关心，温暖了在场的每一位科学家的身心。
在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供应日渐紧张，副食品严重缺乏。营养跟不上，使得很多科技人员得了浮肿病和色盲症。为了保证科研人员的营养，聂荣臻以个人名义向北京、济南、广州、沈阳军区和海军进行“募捐”，理由就是正在进行国防尖端项目攻关的科研人员，任务繁重，生活清苦，亟需军队援助一些副食品。军队和地方部门慷慨解囊，先后向国防科研战线的科技人员送来一批猪肉、黄豆、鱼、海带等副食品和水果。聂荣臻要求以中央和军委的名义，把这批宝贵的物资全部分配给专家和技术人员，保证科研人员有足够的精力投入到紧张的科研中去。
十年动乱，聂荣臻在自己受到冲击的情况下，置个人安危于不顾，要求自己的老部下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派兵保护被造反派打倒的科学家，命令他“无论如何都要保护这些人”。事实证明，如果没有聂荣臻的大力保护，从事“两弹一星”的元勋们无疑会受到严重的冲击甚至迫害，后果是很危险的。后来不少科学家回忆说，虽然精神上受到压抑，好在总算没有受皮肉之苦。
聂荣臻最能理解科技人员的甘苦，最了解科研工作的规律和特点。老老实实当好勤务员，为科学家服务，替他们解决困难，这就是聂荣臻对自己主持科技工作的定位。他不止一次地说：我自己就是一个大管理员、勤务员，我自愿为科技人员和他们的工作服务。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要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人民事业中来。聂荣臻重视、尊重、信任、服务的人才思想，对于新时代凝聚科技人才力量、提升科技人才价值认同、激发科技人才士气具有重要价值。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